在清代康乾盛世的政治星空中，朱轼如同一颗璀璨的恒星，以其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卓越政绩和崇高品德，成为三代帝王倚重的股肱之臣。这位出身江西高安农家的名臣，用一生诠释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理念，其“木柜筑塘”的工程智慧、“教成尧舜”的教育思想和“四盘二碗”的清廉作风，至今仍闪耀着不朽的思想光芒。
朱轼像
寒门崛起的仕途历程
朱轼(1665-1736年)，字若瞻，号可亭，生于江西高安县艮下村(今高安市村前镇)一个清贫农家。自幼聪慧好学的他被族中长老誉为“千里驹”，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二十九岁的朱轼考中进士，开启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从湖北潜江知县到文华殿大学士，朱轼的仕途轨迹展现了一名普通百姓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体系并逐步晋升至宰辅重臣的不凡道路。
沧曲书舍朱轼画像
在康熙朝的二十余年间，朱轼从地方干部做起，历任潜江知县、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等职，最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擢升左都御史，进入中央决策层。在潜江任上，他推行“圣谕十六条”乡语训解，每月朔望宣讲四乡，以教化改良民风。担任陕西学政期间，他整顿学风，刊印典籍，为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任浙江巡抚后，朱轼迎来了仕途的第一个高峰，其主持修建的浙西海塘工程成为他技术创新与民生关怀的生动体现。
雍正即位后，朱轼的政治才华得到充分施展，他历任吏兵二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要职，成为雍正帝的重要辅政大臣，加太子太保衔，负责皇子、皇孙等皇室成员的教育工作。这一时期，他参与《圣祖实录》编纂，主持顺天乡试和会试，协助总理京城附近的水利营田，在雍正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乾隆登基后，作为帝师的朱轼被赋予协同总理事务的重任，担任《世宗实录》总裁，七十一岁的他继续在国家治理中发光发热，直至乾隆元年(1736年)积劳成疾，咳血而逝，获赠太傅，谥号“文端”，享年七十二岁。
朱轼奏折
经世济民的为政成就
朱轼的政治实践始终贯穿着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水利、赈灾等多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印记。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朱轼出任陕西学政，开始负责地方科举工作。当时的乡试有个“潜规则”，凡是上报考生名册的省份，都要向负责审核的礼部官员“意思意思”，这笔钱叫“册费”。可朱轼是个不愿同流合污的官员，他认定“册费”是毫无根据的陋规，拒绝交纳。办事官吏对其做法不满，压下了考生名册两个月后才上报，造成陕西乡试被耽误，朱轼因此受到降职处分。但此事不久后真相大白，朝廷对问题官员进行了严肃处理，朱轼则官复原职，康熙特旨陕西补试，并对朱轼予以抚慰和嘉奖。后来，在担任吏部尚书，主持国家科举考试时，他也不忘坚守公正原则，雍正年间某次会试中，面对国舅等权贵的送礼请托，朱轼连夜带全部礼单礼品进宫禀告，促成考题重出，最终录取者“尽为文章锦绣、见解独特的优秀人才”，雍正为此赞赏朱轼“尽拨佳文、摒除弊端”。
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朱轼鱼鳞大塘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巡抚浙江时，面对海宁、上虞一带因浮沙地基导致海塘多次崩塌的难题，朱轼经过实地勘察，提出了革命性的“木柜法”筑塘方案,用松杉耐水木材制作长丈余、高四尺的木柜，内塞碎石横贴堤基，再以大石筑堤身，附堤另筑坦坡保护堤脚。这一创新设计使海塘坚固耐用，“至今犹存”，彻底免除了滨海百姓的水患之忧，创造性地解决了困扰东南沿海数百年的海塘溃决问题。
石囤木柜塘
康熙六十年(1721年)，山西、陕西遭遇大旱，朱轼奉命前往山西赈灾，他多措并举使灾情得以控制，一是严惩贪污赈灾款项的官吏以正吏治;二是奖励富户绅士捐献粮钱以广财源;三是组织整治漕河水道并停收米船课税以畅流通;四是责令地方官设立医厂以治病患。事后他又奏请建立社仓备荒、兴修水利灌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在救灾济民过程中，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将民本思想贯穿始终。
为表彰朱轼多年来辅政安民的功绩，雍正亲赐两块御匾与一把御扇。其中一块御匾题“朝堂良佐”，四字直指朱轼在朝廷中的核心价值;另一块御匾为雍正五年(1727 年)朱轼母亲冷氏八十大寿时所赠，题“淑范崇年”，以贺寿之礼彰显对朱轼家风的认可。御扇则题有一首诗，首联“高岳生良佐”赞其出身寒门却成栋梁，“兴朝重老成”誉其辅君安邦的智慧;颔联“南宫持藻鉴，北斗秉权衡”忆其选才公正、决策公允;颈联“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颂其忠君为民、清廉无名;尾联“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则表君臣共治、心系百姓的期许。
清雍正御赐朱轼题诗扇面
帝师元老的教育影响
朱轼不仅是治世能臣，更是培育帝王的良师。雍正年间，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初入学时，雍正特命朱轼为师。朱轼对皇子要求极严，甚至连雍正都觉得过分，劝说道：“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朱轼却正色回答：“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这句振聋发聩的话不仅说服了雍正，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关于君主教育重要性的经典论述。
乾隆对恩师充满感激与敬重，将《世宗实录》总裁的重任交给了朱轼，可惜他即位不久，年逾古稀的朱轼就病倒了。乾隆在朱轼去世前一天还亲自前往他家中探望，朱轼给乾隆留下了遗疏，大致说的是：天下万事的根本在于君主的思想，任用官员和处理财务特别要慎重。君子和小人，区别只在细小的地方，应当省察他们的思想行为，来决定提拔或贬斥。国家经费，本来自然有结余，若将来有臣子提出增加赋税来为朝廷增加收入，陛下能够斥退这种不合实际的言论，才是天下百姓的福分。乾隆看后非常悲伤，甚至停了朝会，亲自到朱轼家登门祭奠，追赠朱轼为太傅，赐谥号“文端”，为朱轼亲书“帝师元老”四字匾额，还将朱轼贡奉进贤良祠，供自己定期去怀念与瞻仰。整个清朝，获谥文官有四百多人，但仅有177(或178)位得以入祀贤良祠，名垂青史，可见朱轼在乾隆心中的分量。
“帝师元老”牌楼
朱轼的教育理念不仅体现在帝王培育上，更贯穿于他的为官生涯。担任陕西学政期间，他注重通过典籍传播教化，在浙江任上刊印颁发《大戴礼记》《仪礼节略》《张子全书》《颜氏家训》等典籍，使“浙江风俗为之一变”。他三主会试，始终以“读圣贤书而能发明其义蕴”为选才标准，为朝廷选拔了大批真正有学识的人才。他工于古文，著有《周礼注解》、《周易注解》、《文端公集》、《春秋钞》、《历代名臣传》、《历代名儒传》、《仪礼节要》，在中国文史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他重视思想启蒙、强调学以致用的教育实践，对康乾时期的文化繁荣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朱轼全集
清廉传世的精神遗产
朱轼的一生，是清代官僚体系中清廉正直的典范。他崇俭戒奢，从自己做起，老婆孩子一起过淡泊生活，然后带动衙门，衣食住行，官员全方位带头勤俭，改变官风，进而改变民风。他在主政浙江时曾颁布政令“谕民嫁娶之节，里党宾蜡(丧宴)燕会，止五簋。”就是说婚嫁宴请只用五样菜，这种被百姓称为“朱公席”的简朴宴席迅速扭转了当地奢靡风气。
雍正五年(1727年)，朱母冷氏八十大寿，雍正特御赐“淑范崇年”九龙烫金寿匾，却被朱轼以“老家住宅老旧狭窄放不下”为由婉拒。雍正派人暗访后发现，这位当朝大学士的祖屋竟是“破旧小土砖房且四面透风、家徒四壁”，老母亲仍在织布机前劳作。朱轼身居高位却安于清贫的操守，使其成为雍正勉励新进贡士的榜样：“汝辈他日做官，当如张鹏翮、朱轼，方不愧朝廷”。
朱轼的为官品德不仅赢得了帝王的信任，更在民间广泛流传。江西高安采茶戏《南瓜记》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民间艺术作品，讲述宰相朱轼回乡给母亲拜寿，依法惩治当地强抢民女的恶霸和包庇纵容的贪官污吏，百姓为表感激挑选南瓜为朱母贺寿的故事，可见其清廉形象已深入民心。民间还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传闻乾隆曾亲自到高安看望朱轼，贵为帝师的朱轼仅以“腊肉、肉皮、粉丝、明笋为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的家常便饭招待皇帝，这种筵席，一直在高安流传下来，同样被称为“朱公席”，“四盘二碗”的典故成为朱轼清廉简朴的千古美谈。
采茶戏《南瓜记》
从浙西海塘的坚固石堤到“朱公席”的简朴宴席，从拯救灾民的急切身影到教诲皇子的严肃面容，朱轼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其“文端”谥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文以载道，端以立身”的高尚品格。这位三朝元老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水利工程的技术遗产和制度建设的政治经验，更是为官清廉、为政以德的精神财富，为今天的从政者提供了一面“知兴替、明得失”的历史明镜。
高安朱轼墓